2026年7月9日下午，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英语学院理论与应用语言学系安吉莉基·阿萨纳西亚杜教授，应邀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500号楼茶话空间开展题为“Figurativity in Grammar: the Motivation and the Role of Verbal Iron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主题讲座。在座师生就言语反讽、比喻性语言以及概念框架互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交流。
安吉莉基·阿萨纳西亚杜是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英语学院理论与应用语言学系教授。她拥有理论语言学硕士学位和普通语言学博士学位。其教学与研究聚焦于认知语言学框架，特别关注语法领域与认知的关系、隐喻与转喻研究及情感语言表达。代表作包括《再论条件句》（合编，本杰明出版社1996年出版）、《情感的语言：概念化与表达》（合编，德古意特出版社1998年出版）、《语言与语言学的认知探索》（合著，2004年出版）、《主观化：通往主体性的多元路径》（合编，2006年出版）、《比喻思维与语言研究》（2017年）、《语言使用与交际中的反讽》（合编，2017年）、《反讽的多样性》（合编，2020年）等专著，并在国际期刊与论文集中发表多篇学术文章。
阿萨纳西亚杜教授首先从反讽（Irony）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入手，对言语反讽（verbal irony）的研究脉络进行了梳理。她指出，反讽长期以来受到语言学、认知科学和语用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从回声提及（Echoic Mention）、假装（Pretense）等不同角度对反讽进行解释，同时还涉及情境反讽（Situational Irony）、戏剧反讽（Dramatic Irony）、苏格拉底式反讽（Socratic Irony）等不同类型。她还谈到反讽与讽刺（Sarcasm）、戏仿（Parody）、修辞问句（Rhetorical Questions）、诙谐表达（Jocularity）等语言现象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言语交际中，反讽往往体现为说话者实际意图与表层表达之间的不一致、冲突或反差，而这种表层与深层意义之间的张力，也构成了反讽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在介绍相关研究背景时，阿萨纳西亚杜教授特别指出了反讽现象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反讽悖论”（Paradox of Irony）：一方面，反讽具有较高的理解难度，其理解能力在人类认知发展过程中出现相对较晚，即使成年人在实际交际中也可能产生误解；另一方面，反讽却普遍存在于文学、日常交流以及社会文化生活之中。正是这种“理解困难”与“使用普遍”并存的特点，使反讽成为语言意义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在既有研究中，反讽通常被解释为说话者意图与显性表达之间存在冲突、不协调或矛盾，而认知语言学则进一步关注这种冲突背后不同概念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此基础上，阿萨纳西亚杜教授将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与比喻性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研究相结合，进一步探讨语法构式（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在言语反讽生成和理解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她指出，构式是语言形式与语义或话语功能之间的习得性配对，而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s）则包含人们对于事物、参与者、角色、关系等方面的概念和语言知识。反讽意义并不是简单附着于某一种固定的语言形式之上，而是与具体构式、概念框架以及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密切相关。构式与框架的结合，使研究者能够从语言形式出发，进一步考察反讽背后的认知、语用及社会文化因素，从而更加全面地解释反讽意义的形成过程。
随后，阿萨纳西亚杜教授重点以英语条件构式（Conditional Constructions）为例，分析不同类型的条件句如何促进或触发反讽意义。她介绍了事件进程条件句（Course of events, CEC）、假设条件句（Hypothetical, HC）和语用条件句（Pragmatic, PC）等不同类型，并特别讨论了“If any”“If anything”“If at all”“If ever”“If I may”等元交际条件句（Metacommunicative Conditionals）。她指出，条件构式本身并不天然具有反讽意义，但由于条件句在语义上能够提供不同的可能性和选择，说话者可以利用这一特点，引导听话者在不同解释之间进行比较。由此，原本建立起来的概念框架可能受到评论、修正、限制、质疑乃至取消，反讽意义也在不同可能性之间的对照中逐渐显现。
在具体案例分析中，阿萨纳西亚杜教授提出，言语反讽可以被理解为同一经验域内部两个框架之间的动态互动：一个是初始框架（Initial Frame），另一个是替代框架（Alternative Frame），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形成颠覆性框架（Subversive Frame）。这些框架之间并非只有简单的对立关系，还可能表现为取消、修正、限制、扩展或强化等不同形式。以“She is very emotional. Her feelings, if any, were not shown”为例，前一句首先建立了“情感丰富”的初始框架，而后一句中的“if any”却进一步对“是否存在情感”提出质疑，从而削弱甚至取消了前文建立的框架。听话者通过比较不同框架之间的差异，对既有框架进行重新评价，进而识别说话者真正的评价态度与反讽意图。
阿萨纳西亚杜教授还结合比较条件构式（Comparative Conditional Construction）、具有反事实性（Counterfactuality）的条件表达以及隐喻性条件表达，对反讽意义的不同生成方式进行了说明。在比较条件构式中，她重点分析了类似“the more…, the more…”的表达形式。例如，“The more stop signs are put up by the city, the more drivers will become traffic violators whose reckless driving will necessitate additional stop signs.” 该例句呈现出一种循环性的结果：城市设置越多的停车标志，越多的司机可能成为交通违规者，而由此产生的违规行为又会促使城市设置更多的停车标志。原本旨在减少违规的措施最终反而可能推动违规现象的增加，使预期目标与实际结果之间形成明显反差，由此产生类似“命运反讽”（irony of fate）的效果。
在具有反事实性和想象性的条件表达分析中，阿萨纳西亚杜教授进一步说明，条件构式还能够利用现实与非现实、事实与假设之间的距离来强化反讽。她以一段关于天气的对话为例：在炎热的车内，人物原本表示盼望雨季到来，但随后又说“If only they just went on for a month or two and then stopped.”，希望雨水只持续一两个月后便停止。阿萨纳西亚杜教授指出，该例的反讽之处在于，这一人物事实上无论面对炎热还是降雨都难以感到满意，而天气状况又并非人的意志所能控制。句中借助想象性、反事实性的语言手段，将人物的愿望置于远离现实甚至违背事实的情境之中，从而凸显其对现实状况持续的不满。由此，条件构式不仅构建了一个假设性场景，也通过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落差强化了人物态度，使反讽意义更加突出。
阿萨纳西亚杜教授最后指出，并不存在天然具有反讽意义的语法构式，但某些构式由于自身具有较强的替代性和对比性，更容易承载说话者的反讽意图。概念框架为反讽表达提供认知基础，而语法构式则为这种认知关系提供具体的语言实现方式。说话者可以借助构式提供的不同选择，对既有框架进行接受、拒绝、修正、限制或重新评价，使听话者超越语言表层意义，进一步理解其中蕴含的态度和立场。因此，反讽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所说内容与真实意思相反”，而应放在语言形式、概念结构以及具体语境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考察。
互动交流环节，与会师生围绕言语反讽的识别机制、条件构式与反讽意义之间的关系、概念框架在反讽理解中的作用以及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反讽表达的特点等问题展开讨论。阿萨纳西亚杜教授结合相关理论与具体语言实例进行耐心解答，并就相关研究思路与分析方法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现场学术气氛热烈。
本次讲座从言语反讽这一重要的比喻性语言现象出发，将构式语法、框架语义学与认知语言学研究有机结合，系统展示了语法构式、概念框架与反讽意义之间的互动关系。讲座既深化了与会师生对反讽生成与理解机制的认识，也为进一步开展构式、认知框架及比喻性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对拓展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具有积极启发意义。
撰写人：杜嘉薇
